杉原千畝

簡單翻譯自今井信子的Telemann: 12 Fantasies for viola solo專輯中解說冊的最後一部分。有些小細節和我讀到或查到的不一樣(特別是Kondrashin那段)，或覺得有必要的補充說明，就直接修改或插在文句中。

（以下正文為今井信子所寫）

2004年6月，我參與了立陶宛作曲家Baskaukas寫給小提琴和中提琴的雙重協奏曲首演。這首曲子是為了向1940年代日本駐立陶宛的副領事，杉原千畝(1900-1986)先生在二次大戰期間的義行致敬而作。杉原先生不顧日本政府的命令，逕行發了許多簽證，幫助超過6000名猶太人從波蘭逃離納粹的魔掌，被視為英雄。

杉原先生出生於1900年1月1日。學生時代就被派往哈爾濱，在那裡他逐漸精通俄語和德語，並成為日本外交部的官員。1939年，他被派往立陶宛擔任副領事。我是在1965年離開日本出國進修的，在那個年代，身處異地的壓力常讓我的情緒處於緊繃而深受困擾，因此當我得知他能夠在1940年代，全世界正處於最艱困也危險的時候，就作出那樣勇敢的事情，真的非常感動。而在一本關於杉原先生的書中，我得知了還有一位荷蘭的外交官，Zwartendijk先生，他也和杉原先生一起幫助了許多猶太人；而Zwartendijk先生的兒子正好是我的朋友，這讓我不禁覺得會演奏到這首協奏曲是命中註定的，而也藉由杉原先生的義舉，讓我重新檢視自己，作為一位音樂家，該如何讓我的人生更有意義。

我先生是荷蘭人，在他小時候，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他們一家也曾跟被迫離開家園的猶太人有密切的關係。在他五歲的時候，他爸媽幫助一名猶太女性躲在家裡的地下室。每天她只要透過廚房窗簾的縫隙就可以看到對面的納粹總部大樓，就這樣過了一年半的時間。除了一些日常必需品外，她全部的財產就只有十二支銀叉子，大戰結束時她就以這些叉子作為對他們的報答。她的處境就像《安妮的日記》的小女孩和那些不顧一切危險幫助她的人，他們的勇氣都是無可辯駁的。

這又讓我想起另一件事。1978年，著名的俄國指揮家孔德拉辛(Kirill Kondrashin)受邀到阿姆斯特丹指揮皇家大會堂管弦樂團，並藉機尋求政治庇護。起初，樂團經理安排他暫住在一位波蘭(我手邊的Kondrashin傳記是寫匈牙利)女士的家中，而我先生在這過程中也接到樂團經理的電話，答應擔任Kondrashin的保證人。那時的KGB(蘇聯的情報機構)非常恐怖，他們會無所不用其極地找到政治逃犯，甚至下藥讓他們失去意識，然後遣送回蘇聯，再對外聲稱說這些逃犯改變了心意，決定回到祖國。後來，Kondrashin在偽裝成民車的警車保護下，被載到我先生的兄弟住處，在那邊又躲藏了將近半年，過著無法出門的日子，最後終於在大會堂管弦樂團聘請他為終身客席指揮的條件下，得以回到熟悉的指揮台上，後來他就在荷蘭指揮了許多精彩的音樂會。

看到許多猶太人捨棄他們的家庭、財產、祖國，從鐵幕裡逃出來的經歷，總帶給我很大的衝擊。除了Kondrashin外，很多猶太裔的俄國音樂家，像是Maisky、Lubotsky、包羅定四重奏和葛令卡四重奏，都是在我先生家中的私人音樂會後，請他當他們的保證人，幫助他們離開蘇聯。有了保證人，他們才能被允許在不是自己的國家繼續過著流亡生活，而他們離開家園時，往往是除了一只行李箱外什麼也沒有，連樂器都不能帶。通常他們到維也納後就會去以色列，但我先生總是直接把他們接到荷蘭，在當地展開新的生活。在我離開日本前，對這些猶太音樂家的事情是一無所知，後來在美國認識了Issac Stern和他的猶太音樂圈朋友，才知道他們的境遇。到歐洲發展後，因為我先生的關係，又認識了20來位從蘇聯逃出來的優秀猶太音樂家。

有了這些經驗，又讓我這場與杉原先生相關的演出更具有意義。我是在大戰期間出生的，所以沒有親身經歷過那個時代的痛苦，但從那些離開家鄉，甚至可能因此永遠再也見不到家人的人身上，我學到許多。而現在的年輕人雖然過著更舒適的生活，但他們之中有許多人對於生活似乎沒有一個明確的目標。對我來說，作為一位音樂家，我深信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知道我們是為了什麼去演奏音樂。

從現在起，我們應該努力以此目標來栽培年輕的音樂家。作為一個過了大半精彩人生的人，我希望打造一個能讓年輕一代勇於追求夢想的社會，而就藉由自己對音樂的奉獻，我希望多少能帶來一些改變。另外，正如前面所敘述這些幫助猶太人的故事所彰顯的，沒有真誠的人道關懷與奉獻精神，是不可能達到這個目標的。若能用自己的音樂人生來幫助更多的人，那會是多棒的事情！作為一位音樂家，我會一直把這個目標牢記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