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試譯自《Shoot the Conductor: Too Close to Monteux, Szell, and Ormandy》by Anshel Brusilow
布魯斯洛(Anshel Brusilow)曾在塞爾麾下擔任克里夫蘭管弦樂團的助理首席,後來被奧曼第挖角到費城擔任首席。
1958年一月,克里夫蘭一個了無生趣的早上,我參加完排練,在家裡弄午餐時,電話鈴響了。我聽到我太太瑪莉蓮接起來,跟對方說了幾句後,叫我過去接。「是奧曼第打來的。」「別鬧了!」
「安舍爾嗎?」那真的是他的聲音,只是我從沒想過會從家裡的電話筒聽到。「要不要來費城當我的首席?」我閉上眼睛,想到小時候斯坦(鄰居男孩)和我在家裡客廳,扮演費城管弦樂團的首席和副首席的情景。
「我準備好了。」1958年,我這麼告訴奧曼第。但我沒辦法只說這句話。「可是我跟克里夫蘭簽了三年,還有兩年的合約要走。」這話聽起來好像在鼎鼎大名的喬治.塞爾麾下的世界級樂團工作,是在獄中服刑一樣。感覺確實如此。
奧曼第失望的沉默了一會兒。我嘆了口氣,又吸一大口屏住。「你去問問看吧。」他說。天知道在塞爾的統治下,誰敢去跟他「問問看」。 我想起排練時,他那冰冷的藍色雙眼從巨大的眼鏡後面凸出來瞪著我們的樣子。他可是塞可洛普斯博士呀。(Dr.Cyclops,1940年美國驚悚科幻片的人物,克里夫蘭的團員私底下都這樣叫他。)
「讓我想想看。」我跟奧曼第說,「塞爾博士是有說過,如果有更好的工作,他不會把我綁住。」
隔天早上我提早到塞爾的辦公室去敲門。門馬上就打開了,只見他削直的大臉從我頭頂冒了出來,鏡片中映照著天花板的燈。「你哪裡都別想去!給我乖乖留在這裡待滿兩年!」然後門就倏地甩上。我好像在奧茲王國一樣,巫師的臉還投射在我頭上某處。他似乎什麼都知道了,要不就是他竊聽我家電話。
事情當然不可能那麼順利,於是我又回到塵埃籠罩的現實生活。我回電話給奧曼第,跟他報告這個令人沮喪的消息,也曉得他接著就會打電話給名單上的下一位小提琴家,就這樣。
「我有個更好的主意,」他說。「克拉赫馬尼克要離開了,他這個樂季都不會待完。」雅克伯.克拉赫馬尼克(Jacob Krachmalnik)是他的現任首席。「不過明年我的助理首席可以暫代他的工作。我會把首席的位置保留給你,你再自己想辦法搞定最後一年合約的問題。」
我從來沒聽過有哪位重要樂團的指揮家會為首席的職缺保留一整年的,這麼一來他勢必得把所有有小提琴獨奏的曲目都改成助理首席能勝任的。奧曼第還寫了封信,保證他會這麼作。我怎樣都不可能拒絕。所以這次我事先跟塞爾約好時間。
這次門開得慢多了,出現在我眼前的是樂團經理巴克斯岱爾(Beverly Barksdale)。他的身形削瘦,模樣不像塞爾那麼有威脅性。我挺放鬆的大步走進去,只見塞爾坐在他辦公桌旁的一張椅子上。挺起我5呎10吋的高度,挾帶著奧曼第堅定挺我的信心,我準備好了。
房間裡擺著幾張椅子和一張躺椅。塞爾站起來,並以指揮家的一貫姿態,要我坐在他的椅子上。我只能照作,雖然這樣我便居於下風。
「安舍爾,你可知道你對這個樂團,還有對喬(指Joe Gingold)來說有多重要嗎?」他直接命中要害,因為他曉得喬和我交情匪淺。
「這一切對我意義重大。」我只能從他灰色褲管的高度發出聲音。
「你對我也很重要。」
「我很榮幸,塞爾博士。」
「那就好。」他以6呎1吋的身高,居高臨下看著我,期待我出口道歉,然後他慷慨的接受。咖啡色的油氈地板上閃爍著早晨的太陽折射進來的光點。
「我是聽費城管弦樂團長大的。」我說道。房間的另一端,巴克斯岱爾先生帶著恐懼瞪大眼睛。拿塞爾的樂團跟其他樂團比較可不是個好點子。克里夫蘭的優越感是無可取代的。
我繼續說:「大家都說費城管弦樂團是全世界最棒的樂團之一。」塞爾看起來被刺激到了,巴克斯岱爾先生的表情更是僵硬,直盯著他交疊的雙手。
「我希望能在第四年離開,也就是1959年。」我認為這很合理,雙方各自退讓一步。「想都別想!」塞爾厲聲說道。「你自己簽了合約的,你得履行 -- 兩年!」這下換我跳起來,往前向他靠一步。「首席!這是我當首席的機會!」塞爾往後退,一把抓起木椅放在胸前。
「先生們!」巴克斯岱爾先生從房間另一側的安全區苦求我們。「我們得冷靜的討論。」「你以為我要打你嗎?」我問塞爾。他放下椅子,但仍快步走到躺椅後面,我則又往他更靠近一步。「我從來沒真的想簽那個約。」「這個嘛,但你的名字就在上面,而且誰管你那時心裡是怎麼想的。」「拜託!」巴克斯岱爾先生又出口了。「我們全都坐下來!」然後以身作則,先縮進他自己的椅子裡。
「你自己說過不會阻止我去找更好的工作的!」
「那可是更爛的工作啊!」塞爾往地板噴著口水說,好像費城管絃樂團的人躺在那裡似的。
「先生們,冷靜點!」
「奧曼第先生說他會幫我保留那個職位一年。」
這句話像電流一樣,著實把他們兩人都嚇到了。他們無法否認奧曼第這個讓步是多麼驚人。
然後換我跟巴克斯岱爾先生說了。「我會再待一年,但希望最後一年能放我走。」巴克斯岱爾先生看著還站在躺椅後面的塞爾。一陣緊繃的停滯後,塞爾點頭同意了。
我很遺憾因此造成兩位偉大指揮家,塞爾和奧曼第之間友誼永久的裂痕。他們從此沒再講過一句話。或許有什麼方法是可以當避雷針,而不是引起爆炸,但我不曉得。
奧曼第要求我在他親自公開這個消息前管好自己的嘴巴。不能預先告訴喬.金戈爾這件事,對我來說真是折磨。但我也很好奇同一時間,費城那邊正發生些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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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夫蘭管弦樂團一如往常,都在春天往東巡迴演出。在卡內基音樂廳演出一向令人振奮,不過去程的路途上總是無聊透頂。這時只要一牌在手,就足夠我們可以打發幾個小時。不論是橋牌或其他遊戲,我們都可以從音樂廳的後台一路玩到飯店房間裡 -- 通常是我的房間,因為才夠大。賭注是10分、25分和50分錢,最多可連加注三次,只要稍不小心就可能輸掉一大票。我們大部分的人都會抽菸,所以往往玩到凌晨四點時,幾乎看不到牌桌(我的床)另一頭的牌友了。偶爾,常待的飯店會免費給我們一個房間玩,這樣我睡覺時就有新鮮的空氣可以吸了。
每次搭火車時,車子還沒駛出車站我們就開始洗牌了。某次的特別行程巡迴了整個紐約州,包括由提卡(Utica)和特洛伊(Troy),我們也一路玩到底。某天,我跟另三個人玩橋牌正玩得起勁時,塞爾剛好路過我們車廂,往裡面看了一眼。那時我們才要開始叫牌。
「無王。」其中一個人喊道。塞爾露出一抹微笑。「我喜歡橋牌,不過幾乎沒什麼時間玩了。」「塞爾博士,」其中一個牌友已經起身,「我的位子讓給你吧!」「噢,當然,起來吧!」我們異口同聲。還沒等他想好,我們已經把牌集合起來,重新發牌了。就這樣,他坐下來跟我們一塊偷閒了那麼一下子。其實我們都還是有點怕怕的,彼此間不太敢有眼神接觸,但還是很高興他來加入。
(接下來一小段是玩牌的過程,我不懂規則,就不硬翻了,大致內容是塞爾一開始手氣不錯,但後來接連犯錯。)
「我頭痛得很,」他說。「我想我該去休息了。」我們都能理解,玩橋牌時頭腦得要非常清醒。
那趟旅程中的另一天,我在康乃爾大學附近的飯店房間裡為音樂會作準備時,電話鈴響了。
「哈囉!」我說。
我不是不會講粗話的人,不過接下來我從話筒中聽到的,還真是髒話藝術前所未聞的新境界。我只能等他自己停下來喘氣再接話。
「你是誰?」
「你把我的工作偷走了!」他吼道。然後他噴出的詞彙又繼續降到暗黑領域。我這才認出那是克拉赫馬尼克的聲音,那位即將離開奧曼第的費城首席。
「跟我無關‧‧‧」但他完全不給我說話的餘地,又罵了幾句後,他自己掛掉電話了。
我的腦袋一時還無法釐清到底是怎麼回事,不過我對這位費城首席是略知一二。1939年我進寇蒂斯音樂院時,克拉赫馬尼克已經剩一年就要畢業了。他是我哥的朋友,有來過我們家,我們都覺得他很有趣,雖然,在餐桌上像隻猴子一樣搔別人的胳肢窩不是我們慣常展現幽默的方式。
喬(Joe Gingold)跟我說過他在克里夫蘭坐在跟我同樣位子時的事。喬不是很尬意克拉赫馬尼克當他的助理首席,所以他離開時,他鬆了一口氣,儘管他確實是非常傑出的小提琴家。不過,喬說他和塞爾意外地合得來。塞可洛普斯博士很吃克拉赫馬尼克那套粗言粗語的行為模式,他們處得不錯。
後來,在跟喬及費城的朋友聊過後,真相總算水落石出。原來,克拉赫馬尼克一直在奧曼第底下搞鬼,排練時行為乖張。他想要獨奏,但這種機會通常是留給客席獨奏家,尤其是小提琴協奏曲中的主流曲目。奧曼第對克拉赫馬尼克很感冒,而後者自恃合約在身,認為自己地位牢靠, 沒什麼好怕的,便繼續放肆。
克拉赫馬尼克也不是不知道我是何許人。有時我會擔任費城管弦樂團的客席獨奏家,而照慣例,我離開舞台前都要和他握手。因此當奧曼第不小心走漏風聲,讓幾個團員知道他想雇用我時,我便成了危險人物。
消息傳到克拉赫馬尼克耳中後,他打電話給他的前老闆,也就是塞爾,說我有可能會離開 -- 他顯然認為我會答應奧曼第的邀請。但塞爾有好消息告訴他:「不,安舍爾不會走。他簽了三年約。」顯然克拉赫馬尼克以為他的寶座穩當無虞。眾所周知他的下一個動作。他要求奧曼第給他拉一首重要的協奏曲,比如布拉姆斯或柴可夫斯基,而且不是在費城,而是紐約。這是奧曼第的好機會,他當然不會放過。
「抱歉,傑克,下個樂季我沒辦法給你安排獨奏的機會,任何地方都不成。」我非常清楚奧曼第會怎麼說這出句話,百分之九十九的真摯中暗藏著百分之一的竊喜。
「那我要走人。」克拉赫馬尼克說。
「要走就簽字吧。」
事後推敲起來,我想他鐵定以為他的辭職信不會成立,因為一旦奧曼第發現我被綁在克里夫蘭,就不能沒有他了。沒有人料想得到奧曼第會就這樣讓他一走了之,然後為我保留一年空缺。奧曼第這一步棋走得漂亮,把所有人都驚呆了。這麼一來也逼得塞爾只能同意讓我跳脫第三年的合約。
所以,關於我在上紐約的旅館中接到一通電話的傳言,某方面來說是沒錯。但是,無論我事先如何不知情,克拉赫馬尼克會離開費城,的確跟我有點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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