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士塔高維契的人生與四重奏

【原文刊載於2017年鵬博藝術所主辦丹奈爾四重奏（Quatuor Danel）巡禮之年第一年之節目本】

　　1934年，蕭士塔高維契的歌劇《穆森斯克郡的馬克白夫人》取得巨大成功，將他的聲望推向頂峰，儼然明日之星的態勢。好景不常，1936年史達林觀賞該劇後的惡評，又一把將他拽入谷底，令他不得不把較多前衛元素的第四號交響曲收進抽屜，改以傳統手法寫作的第五號交響曲重新得到官方的認可（「一位蘇維埃藝術家對黨的公正批評的回應」這話是一位記者編出來的，但他也無意指正，反正對他、對黨、對聽眾都好）。儘管也大約從這時開始，旁人都難以得知他對自己作品的真正想法，但至少他能撥開抵在頭頂的那把劍了。1938年5月，在兒子剛出生幾天、女兒兩歲生日的那天，他開始寫第1號弦樂四重奏。

　　「在開始學鋼琴之前，我對音樂的興趣其實不大，但鄰居練習弦樂四重奏時，我都會貼到牆壁上側耳傾聽。」可能因此，蕭士塔高維契才會在生活回歸穩定、享天倫樂時，首次回到這種四重奏。正如他自己所說，這首曲子「沒有特別的深度。我試著將童年的畫面映照在曲中，心情上是歡樂、如春天般的」，也讓他得以從那些充滿政治意涵的交響曲中跳脫出來。

　　二次大戰期間，蕭士塔高維契都未再寫過弦樂四重奏，倒是產出另兩首重要的室內樂：1940年的鋼琴五重奏和1944年的第2號鋼琴三重奏，後者是為紀念摯友索勒廷斯基（Ivan Sollertinsky）而寫，曲中運用許多猶太小調，形塑出深沉的悲劇感，約一個月後動筆的第2號弦樂四重奏，也承接了這項特色。第1號的天真、愉悅，在此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被壓抑的快樂、懷有罪惡感的恐懼。作曲家將這首題獻給在「馬克白夫人事件」中不為政治力所動，堅持陪他度過難關的作曲家薛巴林（Vissarion Shebalin），首演的是貝多芬四重奏（Beethoven Quartet）；從這時起，這四位提琴手將成為蕭士塔高維契後半人生裡最重要的夥伴。

　　作於1946年的第3號弦樂四重奏就是題贈給貝多芬四重奏的。那段期間，蕭士塔高維契請求換一間大一點公寓，史達林不僅同意，還另給他一部車及一棟郊外別墅，最後他就是在別墅裡完成這首曲子的。跟第2號一樣，第3號四重奏也具有大器的架構和激進的音樂語言。1964年，貝多芬四重奏的中提琴手杜齊寧（Fyodor Druzhinin）曾回憶道：有一次他們排練第3號四重奏給蕭士塔高維契聽，開始前，他說有問題會隨時打斷他們。但是每個樂章拉完，他都只說：「繼續！」最後全曲拉完時，他們發現眼淚已噙滿他的臉，像隻受傷的小鳥。

　　1948年，日丹諾夫（Andrei Zhdanov）針對音樂圈形式主義的批判烈火燒到蕭士塔高維契身上，他被批鬥，也被迫批鬥別人，日後他曾對指揮家穆拉汶斯基（Yevgeny Mravinsky）說：「被他們強迫批評史特拉汶斯基，是我這輩子最痛苦的時刻。」這段期間，蕭士塔高維契的多數作品再度被禁演，生活上亦被褫奪許多權利，套上諸多限制，甚至讓他一度有了輕生的念頭。指揮家桑德林（Kurt Sanderling）認為，史達林對蕭士塔高維契的態度其實是相當矛盾的，他從未真正了解其音樂，但曉得他的國際聲望太高，是個不能隨便動的大人物，況且一個音樂家不像作家，那麼容易對他造成威脅。1949年3月16日，史達林突然打電話給蕭士塔高維契，要他代表蘇聯到美國參加和平與文化會議，「可是我的多數作品在那邊都常被演出，在這裡卻被禁止，這樣我要怎麼跟他們應對？」「哪來的禁止？誰禁止的？」隔天，演出禁令馬上取消，他也順利出國。他在紐約聽了茱莉亞四重奏拉的巴爾托克第1、4、6號弦樂四重奏，一回到俄國就開始寫自己的第4號弦樂四重奏。這首作品獻給畫家威廉士（Pyotr Vilyams），他同時也是波修瓦劇院的舞台設計。蕭士塔高維契終其一生都將他的畫作「娜娜(Nana)」掛在書房裡。

　　史達林表面上廢止演出禁令，實際上從1948年到1953年他死去期間，蕭士塔高維契的作品得到演出的機會仍非常少。1950年，他再次代表蘇聯赴萊比錫參加巴哈逝世200年的紀念活動，且直接被巴哈音樂啟發，一返回莫斯科馬上寫下經典的《24首前奏與賦格》，而後於1952年創作的第5號弦樂四重奏，比起前四首，當中將短小動機發展成繁複偉構的手法，也不無受到巴哈的影響。在1953年的非公開首演音樂會上，他也再次將這首四重奏題獻給貝多芬四重奏的成員們。　

　　1954年12月3日，蕭士塔高維契在莫斯科的音樂廳中，突然接到緊急通知，他在亞美尼亞工作的妻子妮娜（Nina Varzar）突然被送進醫院。他和女兒加琳娜（Galina Shostakovich）立馬飛往當地，但抵達的時候，妮娜已經動完結腸癌的手術且陷入昏迷。而就在他們還在討論要怎麼輪班照顧時，醫師就過來宣布死訊了。隨後，蕭士塔高維契打電話給魏因柏格（Mieczysław Weinberg），請他們夫妻過去他家，好讓他打電話告訴兒子馬克辛（Maxim Shostakovich）媽媽的死訊時，不是一個人在家。

　　妮娜過世後，蕭士塔高維契消沉了很久，是他作曲生涯最長的空窗期（自1953年寫完第十號交響曲開始），到1956年夏天的第6號弦樂四重奏才被打破。這首曲子大致上聽起來是快樂的，怪誕的成分比起前幾首也較少，但卻流露著某種緊繃的愉悅感，亦有種懷抱希望、卻又憂慮的氣氛，或許因為這時他已逐漸走出喪妻之慟，但這年的一些事，也令他既開心，又帶有罪惡感。在赫魯雪夫主政下，史達林被抬出棺木鞭屍，也邀集之前被迫害的藝術家，討論如何補償、恢復他們的名聲，蕭士塔高維契當然也在其中，但是想到許多同行都已被謀殺或因病過世，仍令他痛苦不堪。另一方面，他在這年中突然娶了一位年輕的共產黨員瑪格麗塔（Margarita Kainova）-- 朋友圈中沒有人對她有好感，更無法理解為什麼要娶她；或許她能幫忙照顧孩子，或許她的黨員身分能幫他擋掉一些不必要的麻煩。

　　

　　結果，就像沒有人知道為什麼他們要結婚一樣，也沒有人知道為什麼兩年後他們就離婚了，但離婚不久後，1959年5月，蕭士塔高維契就開始寫第7號弦樂四重奏，紀念第一任妻子妮娜，如果她還活著，這年她將滿50歲。這是他第一首小調的四重奏，雖然短小，卻流露出真正的哀傷，哀傷裡頭甚至還有一絲絲的羨慕 -- 那種因為被死者遺棄，得獨自承受苦難與批鬥的羨慕 -- 沒錯，他就是特別會描寫這種矛盾，「既想生又想死」的心理狀態。就在寫完第7號之後，蕭士塔高維契跟貝多芬四重奏的第一小提琴手齊格諾夫（Dmitri Tsyganov）提到，他想以24個大小調各寫一首四重奏的計畫。

　　第7號弦樂四重奏完成於1960年3月，同年7月，他又以飛快的速度振筆完成第8號。當時他是到德勒斯登，為一部電影配樂。在給朋友葛利克曼（Issak Glikman）的信中他寫道：「在上工前，我突然想到，如果哪天我死了，沒有人會寫個什麼曲子紀念我，不如寫一首對別人沒麼用的四重奏給自己好了。首頁可以寫：『紀念這首四重奏的作曲者』。」眾所周知，這首曲子以他自己名字的縮寫：D、降E、C、B（德文寫法為D. SCH）四個音作為動機，曲中引用多首他過往作品的主題。強烈的情緒，緊湊的結構、鮮明的織度，加上故事性十足的創作背景，讓這首四重奏成為15首最受歡迎，也最常被演奏的一首。

　　還沒提到的，是在寫第8號弦樂四重奏前不久，蕭士塔高維契剛被蘇聯政府強迫加入共產黨，這也是他的兒子馬克辛自從母親過世後，第二次看到父親哭。為什麼黨會突然在這時候再次強迫他成為黨員？為什麼他這次妥協了？而為什麼明知道自己是被逼的，還是那麼痛苦？1960年的他已經54歲，在蘇聯音樂界依舊地位崇高，政治上也大多選擇跟赫魯雪夫同一陣線。桑德林認為：「對俄共政府來說，國內最偉大的作曲家不是他們的黨員，這成何體統？」而蕭士塔高維契第三任妻子艾琳娜（Irina Antonovna）則說：「他認識我不久，就跟我說他是被黑函陷害，逼得入黨的。陷害什麼？要讓他的音樂永遠不能被演出！」雖是被情勢所逼，蕭士塔高維契仍深為自己的投降懷著罪惡感。

　　前文所提到的第三任妻子艾琳娜，原本在出版社工作，她與蕭士塔高維契是經由朋友介紹認識的。他們很快就發現很聊得來，於1962年結婚。1964年5月，蕭士塔高維契完成第9號弦樂四重奏，獻給艾琳娜。整體來說，這首四重奏有種帶著滑稽感的歡樂，卻又混合著暗沉的生氣。蕾瑟（Wendy Lesser）曾問艾琳娜是否有在這首作品裡看到自己，她倒是搖搖頭，說：「沒有。還是”他”在那裡。他說裡面有我的影子，但沒說是怎麼呈現的，我也沒多去了解。或許他只是覺得一切都很順利 -- 有我在，他有安全感，不用再孤獨度過餘生了。」

　　

　　兩個月後，蕭士塔高維契又寫好第10號弦樂四重奏，這次他提獻給魏因柏格。前文曾提及，妮娜過世時，就是魏因柏格夫婦去陪伴馬克辛的，不僅如此，1948年1月，痛苦的蕭士塔高維契在日丹諾夫的批鬥大會上被攻擊得體無完膚後，就是先去魏因柏格家尋求慰藉。1953年，魏因柏格被無預警逮捕時，他和妻子也當機立斷，將女兒的監護權暫時交給蕭士塔高維契；由此可見兩人的友誼之深。他們甚至彼此激勵，「比賽」誰可以先寫到比較多首弦樂四重奏，因此，這首較多的幽默感的第10號既是一個禮物，也是一張新攤出來的牌。    

　　1965年，貝多芬四重奏的第二小提琴手瓦西里 ‧ 席林斯基（Vasily Shirinsky）突然因中風過世，蕭士塔高維契將第11號弦樂四重奏獻給他，以茲紀念。這首四重奏共有七個樂章，可能是15首中最安靜、最奇特、最沒有旋律性、最悲苦的一首，一如同時期的第2號小提琴協奏曲。整曲似乎透露著一種空寂感，像在一幢曾經充滿歡笑、如今已成廢墟的老屋子裡。

　　自1950年代末期起，蕭士塔高維契的健康狀況就亮起黃燈，逐步下滑，到了1966和1967年，他多次進出醫院，有大半時間都在看病、養病。除了心臟和神經方面的疾病，1967年在一封給葛利克曼的信中寫道：「目前達成目標：75％。左、右腳都斷過，右手殘廢。」另一封信甚至說：「說來好笑，不論我在寫什麼作品，總覺得有可能還沒寫完，人就死了。」但他仍熬過來，1968年3月完成第12號弦樂四重奏，獻給貝多芬四重奏的第一小提琴手齊格諾夫。這首作品的前面33小節，第二小提琴沒有拉任何一個音，彷彿是作曲家以靜默代表對席林斯基的再次悼念。

　　

　　1969年，蕭士塔高維契被診斷出罹患脊髓灰質炎。他聽說庫爾干有一位外科醫師醫術精湛，便多次前往該地接受治療和休養。1970年8月，在其中兩次庫爾干醫療行程間的空檔，他完成第13號弦樂四重奏，獻給70歲生日的貝多芬四重奏中提琴手包瑞索夫斯基（Vadim Borisovsky，1964年因健康問題退休）。這首四重奏滿是憂鬱與愁苦，尤其本曲裡中提琴的重要性特別吃重，其凝練嘶啞的音色更添陰鬱。但這不影響此曲首演時的成功，在聽眾的熱烈回應下，貝多芬四重奏馬上將整曲從頭演奏一次；隔年，布瑞頓（Benjamin Britten）首次聽完時，也深受感動，要求再演奏一次。

　

　　因為某些原因，穆拉汶斯基拒絕指揮首演蕭士塔高維契的第13號交響曲（前面12首中有6首是由他首演），兩人的關係因此降到冰點，到1973年3月他指揮了14號交響曲在列寧格勒的初次演出後，才化解了尷尬。隔天，蕭士塔高維契開始寫第14號弦樂四重奏，一個月後完成，題獻給貝多芬四重奏的大提琴手謝爾蓋 ‧ 席林斯基（Sergei Shirinsky），如此一來，四位音樂家都分別得到他提贈一首四重奏。幾個月後，他和艾琳娜遠赴美國一趟，除了接受西北大學授予榮譽博士，更重要的是請美國的醫師幫他看病。儘管得到的結果是「無法治療」，他仍迫不及待的回國聽貝多芬四重奏排練第14號四重奏。第一次排練時，第二小提琴手札巴夫尼可夫（Nikolai Zabavnikov，Vasily Shirinsky的學生）因病缺席，作曲家自己用鋼琴彈他的聲部。練完後，蕭士塔高維契非常亢奮，說這是他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刻之一，「因為我何其有幸和貝多芬四重奏一起演奏，即使只用一隻手指頭。」

　　然而，愈趨惡化的病魔繼續蠶食他的身體，加上該年秋天，沙卡洛夫（Andrei Sakharov）事件引起的風暴，年輕一輩的同行甚至拒絕跟他握手。天知道，無論別人如何批判他，都不及他對自己苛刻的嚴厲譴責與折磨，而這一切都令他老化得越來越快，精神上也大受打擊。1974年5月17日，在右手極度虛弱的情況下，蕭士塔高維契完成了第15號弦樂四重奏。全曲六個樂章都是慢板，都極為陰暗，幾乎是被死亡的氣息籠罩住。桑德林說：「或許因為這首四重奏道盡了所有的恐懼，他無法將之題獻給任何人。」

　　同一年的10月18日，貝多芬四重奏為本曲的首演排練結束後，大提琴手謝爾蓋 ‧ 席林斯基在前往公車站的路上，突然心臟病發猝死。蕭士塔高維契深怕自己隨時會死而聽不到首演，等不及貝多芬四重奏找到新的大提琴手來排練，將首演交由列寧格勒的塔納耶夫四重奏（Tanayev Quartet）；而他當然也不顧衰弱的身體，專程從莫斯科去列寧格勒去聽。

　　蕭士塔高維契的最後一首作品是寫給貝多芬四重奏第二任中提琴手杜齊寧的中提琴奏鳴曲，作品147。1975年8月6日，杜齊寧收到剛印出來的樂譜，三天後，蕭士塔高維契就過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