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巴多談馬勒

（試譯自 Universal Edition出版，Wolfgang Schaufler編輯的"Gustav Mahler The Conductors' Interviews"）

Q：你記得第一次聽到馬勒的音樂是什麼時候嗎？

Abbado：當然，華爾特(Bruno Walter)指揮的第4號交響曲，第四樂章應該是Kathleen Ferrier唱的。 我也聽過伯恩斯坦和Mitropoulos的馬勒音樂會，他們的詮釋大異其趣，也都有強烈的個人特色。

Q：你可曾有過機會跟華爾特討論馬勒？

Abbado：沒有。我只有在他指揮的合唱團裡唱過，跟梅塔一起 -- 但那是莫札特的安魂曲，而不是馬勒。那時華爾特已經很老了，我們總期待排練休息的時候可以過去跟他攀談幾句，不過大部分的時間他都只是靜靜的坐在那裏，臉上掛著微笑 -- 因此我也不想打擾他。   

Q：你在義大利的求學生涯中，馬勒是否佔有重要性？

Abbado：那都是我離開義大利之後的事了。是有幾首布魯克納交響曲是在我指揮下進行義大利首演的，但沒有馬勒。別忘了，在法西斯統治期間，馬勒和孟德爾頌的音樂都是被禁演的；雖然我還是有鑽研過馬勒的樂譜。

Q：托斯卡尼尼從來沒指揮過馬勒。

Abbado：是阿，多可惜。他肯定可以把馬勒指揮得很好，可惜當年他們在紐約為了《崔斯坦與伊索德》鬧翻了。

Q：你是義大利第一位優秀的馬勒指揮家。

Abbado：不。別忘了朱里尼(Carlo Maria Giulini) -- 他指揮得棒極了。

Q：1965年卡拉揚第一次邀請你去薩爾茲堡音樂節時，你馬上說想指揮馬勒第2號。那時你才剛滿32歲。記得這件事嗎？

Abbado：記得，那時我剛指揮過廣播交響樂團。他希望我去薩爾茲堡指揮凱魯比尼的安魂曲，我說，那是很棒的曲子，但換成一首馬勒交響曲如何？他大概考慮了兩秒鐘，就說：「好主意。」後來他還邀請我去柏林。

那時我不知道卡拉揚因為還沒在薩爾茲堡安排過馬勒而遭受批評，所以有個年輕人想指揮馬勒的話，倒也不錯。不過他本人在那之後很久才開始碰馬勒 -- 我記得第一首是第5號交響曲

Q：他有去聽那場音樂會嗎？

Abbado：他只有彩排時來過。

Q：其實你冒著不小的風險 -- 不是每個人都敢在薩爾茲堡初次登台就指揮馬勒第2號。

Abbado：是這樣沒錯。但我在紐約擔任伯恩斯坦的助理時就已經跟他學過這首，不只排練給他聽過，他正式演出時的後台樂隊也是我指揮的，而且我都是背譜。他問我幹嘛要背譜，我說：「您覺得我會腦袋空空的就來紐約嗎？」如果沒辦法背譜指揮某首曲子，就代表我對樂譜了解得還不夠透徹。

Q：你那場薩爾茲堡的演出排練了幾次？那時維也納愛樂的常備曲目中還沒有馬勒。

Abbado：我跟卡拉揚說至少需要三次的排練時間，後來好像有五次。

Q：關於馬勒，伯恩斯坦跟你說過些什麼？

Abbado：他說他就是馬勒，馬勒的化身。這可以理解。

Q：你的老師Hans Swarowsky在指揮馬勒方面有帶給你那些影響？ 

Abbado：他真的是一位偉大的老師。他教我們如何獨立而協調的運用雙手，也讓我們懂得如何去分析、表達出音樂的結構。雖然他要求我們指揮的動作要簡潔，但我跟梅塔去聽他指揮歌劇時，他的手勢卻比劃得比誰都大，真好笑。不過，更重要的是不可忘記細節，這是指揮任何作品的通則，不只是馬勒。 

Q：你曾說過在維也納街上看到的送葬隊伍，讓你更了解馬勒。

Abbado：是的。我是在Rennweg，那條通往墓園的街上看到送葬隊伍經過的，所有人都穿著黑色的衣服，有個樂隊，還有安所架 -- 隊伍行進得非常緩慢，那情景就很像馬勒的送葬樂，因此我印象特別深刻。那大概是1950年代的事情；60年代後就沒有這種習俗了。

Q：馬勒在Rennweg住了超過10年，他一定看過那樣的送葬隊伍。 

Abbado：一定的。他住在那條街的街口。那附近有一間我們這些窮學生吃得起的廉價餐廳，份量不多又難吃，但還是常去。

Q：伯恩斯坦說人類在經歷了20世紀的災難後才真正了解馬勒。你同意嗎？

Abbado：同意。馬勒有那種預知能力，可以嗅到未來會發生的事。貝爾格也是，比如他的《三首管弦樂小品》的最後一首，完全是災難式的音樂，比馬勒第6的第四樂章還戲劇性。

Q：你覺得馬勒是個怎樣的人？

Abbado：他深刻了解關於愛與死的一切。他有個無與倫比的靈魂，和一顆憐憫的心。

Q：他有一個弟弟是自殺死的。

Abbado：那件事對他的打擊肯定非常大，是命運給他的第一記重捶。我想大概沒多少人了解弟弟的死對他影響有多麼劇烈。

Q：如果一位年輕的指揮家要演奏馬勒，你覺得最重要的是什麼？

Abbado：研究、研究、再研究，讓自己浸到音樂裡。每個人的人生中都會面對愛與死，得把你的人生歷練、想法帶進音樂裡。此外，你永遠可以在樂譜裡找到新的東西；畢竟我們不可能完全了解馬勒究竟想要什麼。

Q：你指揮第9號交響曲的次數遠多於其他首。

Abbado：這我倒不曉得，也許因為我們巡迴時常把這首排在曲目裡吧。這首也比較容易理解，雖然它非常龐大。

Q：在第9號交響曲的尾聲，馬勒是否開啟了通往新美學的門？　

Abbado：是的，但不只那一段。荀白克說，馬勒是通往當代音樂的橋樑。我認為第9號的最後幾頁象徵的就是馬勒自己的死亡，樂聲消逝之時，也是他離去之時。

Q：你在琉森指揮第4號交響曲的詼諧曲時沒用指揮棒，我從來沒看過你這樣作過。 是否隨著年紀增長，讓你對某些樂章有不同的想法？ 

Abbado：我只是下意識地放下指揮棒，並非因為什麼特別的想法。當然，我也希望自己仍能持續有新的發現。馬勒常用近似於室內樂的方式寫作，這點不能被忽略。我記得Mitropoulos常說：「注意看我的眼睛。」 他主要是用眼睛在指揮的；手部動作不多，只作必要的提點。重要的是能為樂手們營造出某種氣場 -- 靠你的眼睛。

Q：如果能當面見到馬勒，你會想問他什麼問題？

Abbado：[停頓良久] 我想我會非常專心的聽他講話。  

Q：他的譜上沒有什麼你想問的嗎？

Abbado：當然有，他總是不斷的修訂，而且永遠會有更多想作的更動。因為他實際聽過後，都會設法改進一些不滿意的細節 -- 不過第9號就不可能了。

Q：你跟馬勒一樣都擔任過維也納歌劇院的總監。你是否偶爾會覺得，這個地方總會發生歷史重演這類的事？

Abbado：維也納是個很棒 -- 應該說是理想，的城市。這裡有很棒的音樂廳，很棒的樂團，但是有時他們過於保守。馬勒非常清楚這一點，所以知道他的音樂還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得到他們的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