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時候了。」64歲的朱里尼(Carlo Maria Giulini)在談到何以會在數十年堅持不居任何樂團要職的原則下，在1978年10月答應洛杉磯愛樂接任梅塔(Zubin Mehta)音樂總監的職務時，就以這幾個字簡單解釋。
雖然還不到能與所謂的「美國五大樂團」齊名的地步（紐約、芝加哥、費城、克里夫蘭、波士頓），洛杉磯愛樂仍一直享有盛名。該團創立於1919年，主要的名聲是於1930年代擔任六年音樂總監的克倫培勒(Otto Klemperer)手中建立起來的。四分之一個世紀後，樂團邀請到當時年輕的「匈牙利發電機」蕭提(Sir Georg Solti)來領銜，但高層在沒有與他商量的情況下直接找來梅塔擔任助理指揮，讓他大為光火，一怒之下直接走人，而梅塔就順勢直接被推上總監一職。
毫無疑問，在梅塔任職的16年期間，樂團的演奏能力被大幅提升，而這個時期也正值美國人口大量西遷，大量流入的資金和注目也對樂團的國際威望有推波助瀾之效。在梅塔的第三個樂季，樂團搬進洛杉磯音樂中心的Dorothy Chandler劇院 -- 雖有3200個座位，但廳內音效卻是出了名的糟。（除了作為洛杉磯愛樂的家，這個場地也見證了26次奧斯卡典禮盛會，直到2002年。）
梅塔和樂團經理弗萊許曼(Ernest Fleischmann)一直都處得不錯。弗萊許曼出生於德國，在1969年到洛杉磯前，已在倫敦交響樂團有過11年類似的行政經驗。作為一位管理者，他以高超的行銷手腕、天性敏銳的觀察力，及足夠的自信著稱。對某些樂評來說，梅塔華麗的音樂風格太流於膚淺，但正是此特質讓擅於投聽眾所好的弗萊許曼更加如魚得水。1977年，樂團在梅塔熱情的棒下於好萊塢圓形劇場揮就了一場著名的（見仁見智，也有人認為是不太名譽的）「星際大戰」音樂會。儘管如此，沒有弗萊許曼在幕後的運籌帷幄，洛杉磯愛樂肯定是無法達到他們後來所成就的高度的。
樂界普遍對於朱里尼決定接下洛杉磯的職務相當震驚 -- 儘管絕對是出於善意 ，不只是因為很難想像一位來自上一個世代的老大師，在坐滿普羅大眾的戶外劇場（好萊塢圓形劇場） 指揮「星際大戰」-- 或任何類似的情景，更因為朱里尼才剛決定離開他與蕭提的相處愈顯尷尬的芝加哥交響樂團，也剛結束跟維也納交響樂團為期三年首席客座指揮的合約，在維也納的經歷更加深了他對原本就不喜參與的樂團行政事務的恐懼。熟悉他的人也很難想像以他對藝術高度要求的個性，會選擇將腳落在美國最具代表性的閃耀之都。芝加哥論壇報的頭版以「朱里尼在幻想之都的音樂大冒險」的標題，敘述大師在南加州頭幾個月的生活。紐約時報亦行文點出了這個組合的詭異。「乍看之下，一切都顯得不太合理，」Donal Henahan這麼寫道。「朱里尼作為洛杉磯的音樂總監？一對幾乎難以想像的組合：以富教養、謙遜溫和著名的老大師，跟一個充滿合成樹脂和矽利康、連謊言都得用聚酯合成的塑膠城市走在一起？」
事實上，洛杉磯愛樂對朱里尼的追求早已計畫多年。弗萊許曼和朱里尼第一次見面是在1960年代，當時前者還在倫敦交響樂團任職，後者是愛樂管弦樂團的首席客座指揮，不過他們沒有馬上成為朋友，畢竟兩支樂團是都以倫敦作為據點的競爭關係。1967年，弗萊許曼在一場權力爭奪中離開倫敦，而後到了洛杉磯。不久後，他就邀請朱里尼在1971年2月指揮樂季中的一場音樂會，同場演出的還有鋼琴家布蘭德爾（Alfred Brendel）。該場音樂會的宣傳標語即為「朱里尼終於指揮洛杉磯愛樂！」
儘管只是短短幾天的初次合作，朱里尼的藝術見解已為團員和當地媒體帶來不小的刺激。洛杉磯時報的Albert Goldberg指出朱里尼具有「極敏感的義式抒情」，並發現「團員演奏起來就好像他們已經與大師合作多年，事實上他們才排練過幾次而已。」弗萊許曼回憶：「第一次排練時，朱里尼與樂團就已擦出一道光芒。」考慮到梅塔遲早會離開，弗萊許曼馬上又安排了幾場雙方的合作，並藉此測試互動的程度是否會讓後續發展有更多的可能性。1973年5月，弗萊許曼再次提出邀請，希望他能指揮1974年好萊塢圓形劇場的夏季音樂季開幕音樂會，曲目是貝多芬的第9號交響曲，並提供三場音樂會13500美元的「特別演出費」。不意外的，朱里尼婉拒了這個邀約，同時表示他向來會在夏天離開指揮台一陣子；此外，他終其一生不喜歡在戶外指揮。
1973年11月，弗萊許曼和樂團主席Olive Behrendt在一次會議中共同希望能讓朱里尼同樂團的合作關係更加密切，但因為他和芝加哥及維也納都還有合約尚未走完，讓他們無法馬上稱心如意。在一封1973年12月19日寫給大師的信中，弗萊許曼寫道：「雖然我們衷心期盼的無法馬上實現，但您的智慧和溫暖的人格帶給我們許多心靈上的豐收。我也要再次向您表達梅塔先生和所有團員對您最深的摯愛與敬重。」在此信中，弗萊許曼也再次提到了請朱里尼來擔任客席指揮的可能性。
雙方再次見面是1974年4月，當時朱里尼率領維也納交響樂團在洛杉磯巡迴演出。這次弗萊許曼再次發揮長才，成功說服大師在1975年3月來指揮兩套曲目，包括布拉姆斯第4號交響曲和馬勒第9號交響曲，兩首都是他的招牌曲目。朱里尼要求馬勒第9要有15個小時的排練時間，而非常規的9小時。對樂團來說，這15個小時的投入是值得的。「我們一向都為技術不錯的指揮演奏，」一位不具名的團員對洛杉磯時報如此說道，「但朱里尼不只有那兩把刷子。他是一位真正的藝術家、一位詩人、一位音樂家。為其他的指揮家演奏只是工作，只有為朱里尼演奏才是純然的快樂。」
與此同時，大師似乎越來越樂意客席洛杉磯指揮更多的音樂會，他告訴弗萊許曼，儘管他仍堅持每年不在美國待超過六週，但願意將在芝加哥的一半時間分給洛杉磯。1975年3月17日，弗萊許曼給大師在倫敦的代表Sander Gorlinsky寄了一封信，「朱里尼和我們的音樂會進行得非常順利。」「大師和團員的互動好極了！」「他非常希望將來能花更多時間和我們合作。」他還提出1977-78樂季合作三週的合約，並暗示會要求助理指揮John Roberts從1976-77樂季中至少挪出一週的時間給朱里尼。信的最後，他重複提出對朱里尼擔任首席客座指揮的邀請。
即便沒看到弗萊許曼的那封信，朱里尼也嗅得出雙方正在暗中尋求一份正式合約的可能性，且希望趕快了結此事。1975年3月他在洛杉磯接受時代雜誌訪問時表示：「我不喜歡那些頭銜，也不需要。我對政治或任何跟行政的事情都沒興趣，只對音樂有興趣，而我能給的時間是有限的。」Gorlinsky在3月27日給了直截了當的回應：「關於您所提出關於首席客座指揮一事，朱里尼先生從來沒有意願擔任這樣的職務，甚至是他常客席指揮的芝加哥交響樂團，他也拒絕接受此職。他偏好單純的客席指揮就好，不要有任何金錢上的關係。」至於工作時間表，Gorlinsky寫道：「我必須非常清楚地說明，大師一年的工作時間就是七個月，其他五個月就是休息和研讀樂譜。這也就是說他只能接受非常少的額外邀約。」似乎是怕冷水澆不熄弗萊許曼的大計，Gorlinsky甚至向他暗示洛杉磯還得在波士頓、費城、紐約和克里夫蘭後面排隊，而後者邀請朱里尼的嘗試早已失敗多年。
好像什麼事也沒發生一樣，弗萊許曼馬上回信給Gorlinsky，說朱里尼「曾提到他在洛杉磯指揮比在波士頓和費城更快樂。」並提醒他「現在連樂評都承認以前的『五大』已經加入洛杉磯愛樂，變成『六大』。」最後還是再次強調「跟朱里尼一起創造音樂對我們來說又著極重大的意義，無論如何，我仍希望未來我們能有更頻繁的合作關係。」
1976年2月，梅塔走進弗萊許曼的辦公室，說他將離開洛杉磯，去紐約接下布列茲（Pierre Boulez）的位子。儘管梅塔已在洛杉磯待了14年，大家還是知道他的離去是不可避免的，但弗萊許曼一時之間還以為他是在開玩笑。「我不敢相信，」他說。「我絕對無法在沒有他的情況下獨挑大樑經營下去。」梅塔的合約將在1978年9月到期，在這不算長的時間內，弗萊許曼得盡快找到一位繼承者，他馬上打電話給朱里尼，詢問是否願意接下音樂總監。一如往常，他還是得到否定的答案。
接下來的幾個月，弗萊許曼陸續考慮了其他可能的人選，包括當時還非常年輕的拉圖（Simon Rattle） -- 但最終還是沒提出任何邀請。1976年11月，樂團在梅塔的帶領下到歐洲巡迴演出，停靠站包括倫敦、維也納、布達佩斯、華沙和布拉格。為了讓這次巡演的成功吸引朱里尼的注意，讓他重新考慮洛杉磯一職，弗萊許曼在1977年2月2日寫了一封長信，提到的內容包括樂團的成就、錄音計畫和在藝術上的持續成長等，然後切入重點：「總而言之，這裡的音樂生活十分美好 -- 除了一件事：這裡的所有人都非常想念您，不只是團員，也有許多樂迷不斷追問我您什麼時候會回來，但目前為止我都只能聳聳肩，據實的說我不知道。老實說，自從我們最後一次通過電話後，我真的不知該怎麼在不會讓您不耐煩的情況下繼續對話。但我可以向您報告，目前我們尚未找到接任梅塔的人選，所以在此希望您能容許我再向詢問一次，是否有任何改變心意的可能性。如果有那麼一丁點的希望，或稍稍大於零的機率，都能帶給我莫大的欣喜，您願意在何時何地跟我會面，我都願意赴湯蹈火。住在洛杉磯那麼久，我比誰都清楚，沒有任何一位客席指揮比您得到更多樂團團員的推崇，若我們無法在這些已建立起的基礎上有更多的發展，那會是個悲劇。我們是否可以在近期內見個面，再多聊些 -- 或許在芝加哥？」
弗萊許曼這封「求出茅廬信」在幾個禮拜後才收到回覆，來自一位料想不到的寄件者。「這是我第一次收到非他本人寄來的回覆，而是他的兒子Franco，」弗萊許曼回憶道，「他說他的父親沒有意願回美國，因為美國的稅制太恐怖，他覺得不值得。」儘管這信令人沮喪，弗萊許曼卻覺得他的大計似乎看到了一點曙光。「我心想：這是什麼意思？意思是他真的不想來嗎？還是他是在暗示『如果你能幫我搞定稅的事情，或多給我幾張鈔票，那麼，或許我們可以試試看。』」
反正已被拒絕多年，弗萊許曼就樂觀抱著沒什麼好輸的心態。他諮詢了一位律師，律師建議他提出一個能減輕朱里尼在美國居住和工作所需面對稅制壓力的補償方案。接著，弗萊許曼再次取得Behrendt的同意去邀請大師來洛杉磯。「我的直覺告訴我該這麼做，」弗萊許曼跟Behrendt說道，「只要妳同意，我馬上就到芝加哥去碰碰運氣。」Behrendt的反應是「好主意！」並要他馬上付諸行動。
弗萊許曼在1977年4月初來到芝加哥，當時大師跟樂團正在為ＤＧ唱片公司錄製德佛札克第9號交響曲和舒伯特第9號交響曲。在四天共進多次午、晚餐及散步的長談後，討論從一開始提出的首席客座指揮（類似他在芝加哥的職位）到擔任音樂總監的可能性。雖然朱里尼還是不太願意去吃下更重的角色，但弗萊許曼得到ＤＧ首席唱片製作人Gunter Breest的助陣。當時Breest人在芝加哥帶領整個錄音團隊，同時為ＤＧ尋找一位取代卡拉揚的大指揮家（卡拉揚剛離開ＤＧ）[**待確認]。他跟朱里尼說，若他願意出任洛杉磯愛樂總監，唱片公司可以將錄音團隊從芝加哥搬到洛杉磯去。弗萊許曼又提出一個吸引力十足的條件，那就是在洛杉磯，他能得到任何他想製作的歌劇的全盤操控權。
這麼一來朱里尼就有興趣了。但他不喜歡碰的問題還是在：日期的安排、行政和募款活動。他重複表示需要長時間的休息。「我不想花太多時間在舞台上，我需要時間思考，並且希望能永遠保持對音樂的一點饑渴。在義大利，足球教練會讓球員偶爾兩三天不碰球，這樣當他們再次回到場上，更能保持原有的衝勁。」
朱里尼請他的好友，在De Paul大學擔任法學教授的Cherif Bassiouni代表他跟弗萊許曼作最後細節的溝通。但Bassiouni起初是拒絕他的，因為他20年法律上的經驗都是在國際關係法方面。「我不認為自己是那個任務的最佳人選，跟他說『我幫你找個更適任的人吧』，」Bassiouni回憶。「我試著拒絕他好幾次，但每次他都說『不，我只要你幫我。』」這下換Bassiouni頭大了，因為他的「客戶」對指揮的合約完全不感興趣。「我說『好吧，你想要多少錢？』但他說，『我只想要好好的作音樂，跟著這個原則走就好了。』」Bassiouni說他至少得知道一點合約上通常會出現的數字。大師的回答仍是：「我對那個沒興趣，你去跟他們協調就好了。」
既然Bassiouni不清楚以朱里尼的地位，究竟多少數字才是合理的，他決定讓樂團自己提出。他請弗萊許曼和樂團的律師先擬一份合約，再由他拿去給朱里尼過目。「弗萊許曼知道我們處在一個非常特別的狀況中，因為朱里尼最想要的就是一個可以讓他心無旁騖作音樂的環境，」「既然我不清楚這一行的數字，每次我拿到弗萊許曼的合約書，就跟他說那還不夠，這麼一來，我想他得到的可能是同行中數字最好的合約之一。」儘管確切的數字從未被公開，但有消息指出他的週薪高達五萬美元，大師本人則仍表示他不清楚。
但Marcella（朱里尼夫人）肯定知道那些數字。事實上，因為大師的財務一向是由她善管，在Bassiouni與樂團談判的過程中，她有擔任讓他諮詢的角色。Bassiouni說：「在我們認識的那十年中，錢方面的事情我幾乎都是找她。她對丈夫非常保護。我認為她那時不算是非常聰明，所以有時顯得有點難以妥協或呆板，但我認為她只是希望想為丈夫爭取到他應得的，儘管她對生意的世界不是那麼了解。老實說，在我看來，她還作了一些不是很明智的投資，但或許她有別的考量。」
Bassiouni還提到，朱里尼和弗萊許曼的協調過程完全不像一般法律或生意上的談判。「朱里尼只是不斷說到他要怎麼指揮、要如何提升樂團的水準，」他說。「那需要不少時間，但他顯然非常有熱忱要把它做好。然後你看到弗萊許曼好像也變了個人，不像是一個樂團經理，而是真正跟著對於樂團即將邁開的嶄新旅程感到興奮的樣子，精神上，那幾乎就像一段婚姻關係。」
最後階段的協調是在朱里尼芝加哥的飯店套房中進行，他和Marcella在美國期間都住在那邊。在場的人有朱里尼、Marcella、弗萊許曼及Bassiouni。「朱里尼不斷地說著：『我不想做生意上的事情，不管財務，不參加募款，不去接待會，我只想作音樂。你（弗萊許曼）幫我搞定或擋掉這些事，只要讓我專心跟樂團相處就可以了，我別無所求。』」而弗萊許曼也是個愛音樂的人，所以這樣的條件對他來說也算是塞翁失馬。首先，作為一位樂團經理，他不需要跟音樂總監在許多事情上角力 -- 這在其他樂團是很常發生的；再者，他知道這位指揮家是真正完全奉獻給音樂的。大師也提到他無法指揮他非真心喜愛的音樂，特別是多數二次大戰之後的曲子。即便是18、19世紀的經典曲目，他真正有興趣的曲目也不算多。弗萊許曼希望他一個樂季至少能花上七週的時間在洛杉磯，再加上巡迴演出和錄音。同時他也向大師保證會將需要出席社交場合的次數壓到最低。
整個過程中，朱里尼很高興弗萊許曼對他的要求都給予相當的尊重。經過四天的協商，兩人達成協議，朱里尼將從1978年10月開始就任洛杉磯愛樂管絃樂團的音樂總監，其他的細節則由Franco代表他父親和弗萊許曼談。合約於該年春天稍後在Bolzano由Franco、Bassiouni和弗萊許曼共同簽訂。弗萊許曼得意地說：「我憑著直覺衝到芝加哥，待了四天，然後帶回一位音樂總監。」
然而，根據Franco的說法，他父親會決定到美國發展還有一個非關音樂的原因。1970年代義大利極左翼軍事組織「紅色旅」的興起讓朱里尼家族相當憂慮，雖然弗萊許曼表示在那四天的過程中完全沒談到這件事。朱里尼有三個朋友被該組織成員綁架，雖然三人後來都成功脫逃，但悲劇的發生還是潛在著。信仰馬克思主義的紅色旅至少發動了14000起暴力事件，包括在1978年綁架並處決義大利前總理Aldo Moro，其屍體在羅馬市中心一輛轎車的後車廂被發現。作為在當地有相當名望和財富的朱里尼家族，更有他們必須擔心的理由。70年代末，朱里尼更加擔心家人的安危，決定為他們在瑞士義語區的盧加諾湖區買一棟房子。
接下新職位後不久，朱里尼就曾表示，雖然他本人沒有很大的意願指揮當代音樂，但樂季中還是必須安排一些新的音樂。「我們的聽眾需要知道現在的音樂走到哪裡了，」他說，「我希望客席指揮中有人願意安排一些實驗性的作品。」朱里尼也再次感謝弗萊許曼盡可能的減輕他的工作負擔，因為他沒辦法每個樂季都指揮二十到三十場音樂會，此外也感謝他讓他有足夠的排練時間，並盡可能不須參與社交活動。「我必須讓個人生活盡可能不被打擾。光在音樂上我就會用掉相當多的時間和精力，實在無法花更多時間去參加派對或接待會。讓我訝異也高興的，是洛杉磯樂團願意接受我的要求。」
雖然多數團員跟梅塔都處得不錯，會不捨他的離開，但整體而言，他們對朱里尼的到來 -- 特別是對反梅塔陣營的人來說 -- 都是相當開心的。弗萊許曼說：「對我們來說這一切的意義不只在於會有很棒的音樂會、很棒的錄音和很好的形象；一夕之間，整個音樂圈對洛杉磯愛樂都改觀了，他們不得不更嚴肅的看待我們。」「朱里尼打破自己多年來的堅持，願意接下音樂總監，而且還是在洛杉磯，不只為我們帶來很好的名聲，這件事本身就足夠讓團員們更加感到驕傲，也增強了他們的自尊。」
不過，朱里尼上任沒多久就遇上了他最避之唯恐不及的事情。1978年7月初，在走馬上任前三個月，他收到一封來自萊因斯多夫（Erich Leinsdorf，也是經常客席洛杉磯的大指揮家）的信。信中萊因斯多夫以罕見且毫不遮掩的語氣，抱怨他那年早春客席指揮時的工作環境之糟。「除非你們有所作為，否則我不會再回去指揮。」
如果說這件事逼得朱里尼不得不馬上面對他最厭惡的行政事務，但是另一方面，這也是讓他測試弗萊許曼是否能信守諾言，並作到什麼程度的好機會。弗萊許曼在回信中同樣以不修飾的語氣寫道：「朱里尼先生當然已跟我討論過這件事情。他沒有意願親自回信給您，但在我寄出這封信前，已將信讓他過目並得到他的允許。」信中他並且就萊因斯多夫的責難提出其正確性的懷疑，最後以「最不幸的是這件事完全只是因為您的誤解與不信任所造成 -- 我們覺得這不該是一位藝術家與一位朋友會有的舉動。」收尾。
洛杉磯時報的Bernheimer在一篇報導中懷疑，為何這樣重大的事情朱里尼會交給他的下屬去答覆。大師的解釋是，雖然他相當推崇萊因斯多夫，但其指控是不太合乎實情的，而且萊因斯多夫信寄出的時間是該年的2月，離朱里尼走馬上任還有一段時間。
1978年10月，朱里尼和夫人抵達洛杉磯，正式為開季音樂會作準備。因為他們尚未找到合適的居所，這段期間都住在演員Michael York的家中，後者跟樂團一直有很密切的友好關係。10天的排練中，朱里尼以他溫文儒雅的舉止，將其強大的音樂信念徹底灌輸給團員。在他們奏出第一個音之前，他這麼告訴他們：「我不是來這裡當指揮，也不是什麼音樂總監，只是一個來跟其他平凡人一起演奏音樂的平凡人。」他還有一種能抓住團員所有目光的能力。「我還叫不出你們每個人的名字，但我很快就會記住每個人的眼睛。」排練稍後，他說道：「現在我記住你們的目光了！多麼美麗的眼睛。」
朱里尼要求開季音樂會的貝多芬《第9號交響曲》要有18小時的排練，對一首只為時75分鐘的主流作品來說，這是相當驚人的數字，而且團員幾乎都對這曲子相當熟悉。但小提琴手Roy Tanabe表示排練的過程不只是為幾場表演準備而已：「也是邊從他指揮、引導我們的過程中，邊和我們建立更多的互信，互相考驗，也測試彼此對聲音的感知力。」藉由不斷的說明和手勢的導引，朱里尼讓提琴手們能夠奏出他的招牌 -- 那深沉、紮實、緊扣人心的弦樂音色。和朱里尼同時進入樂團的小提琴手Mark Kashper說：「他徹底改造了我們的音色。只要他站在台上，就很難想像下面的樂團會發出任何難以入耳的聲音。漂亮的聲音一向是他的首要要求之一。」
即使譜架上只放著一本袖珍譜，朱里尼對細節的毫不馬虎立即與梅塔大筆觸、俐落瀟灑的指揮方式形成極大對比。「一切的一切都從整個音樂廳深處的靜默開始，」朱里尼以此悄聲的表達，告訴樂團要如何塑造交響曲開頭神秘的氛圍。接著他要求提琴手們在演奏開頭那幾小節的下行動機時，多等待0.1秒鐘再拉下去，製造一種緊繃懸疑的效果。到了這整段的最後一個音，他要求聽到最毫不保留、最飽滿的音色。總之，他要傳達的音樂訊息再清楚不過：規則閃一邊，細節加進來。他強調最初那幾小節的意義絕不只在於那些音符，而是「近似於描述萬物創造的最起點，從一片黑暗的混沌到逐漸露出生命和秩序的曙光；而那些兩兩自成一組的動機就像從黑暗中散發出的亮光，」Mark Kashper說，「那真是個生動又有趣的概念。」
就職音樂會在10月27日星期四舉行，同時有現場廣播的直播與錄影；錄影的部分是三天後由電視台播出，放送給全世界2500萬的觀眾收看。芝加哥論壇報的John von Rhein認為藉由電視的轉播，「鏡頭對朱里尼莊重而樸實神情的捕捉，相當程度增強了音樂之外的視覺效果。且看他詩人般的雙眼緊閉，完全沉浸在與樂團的交流中；細長而敏銳的手指在空氣中劃出一道道優美的旋律；不時彎下修長的身軀，帶領弦樂以最富表情的聲音演奏著...」
即便對於一個慣於活在五光十色的城市來說，沉穩低調的朱里尼的就任音樂會也是不可錯過的盛事。在座無虛席的Dorothy Chandler劇院裡，音樂界重要人士與好萊塢明星們齊聚一堂，包括大導演Franck Zeffirelli和喜劇演員Danny Kaye，他們兩人都是接下來朱里尼在洛杉磯的日子中最要好的朋友之一。在朱里尼甫出場，尚未揮就開場的《艾格蒙序曲》前，就先得到全場3250位聽眾起立鼓掌致意。第9號交響曲奏畢後，全場瘋狂掌聲又長達15分鐘。Bernheimer說這場是「深思熟慮後，本著浪漫色彩的貝多芬，絕非大家已相當熟悉，演奏得千篇一律、例行公事一般的無聊詮釋。這個骨架龐大的《第9》，有雷鳴轟頂、嘶啞低吼，也有溫柔耳語和低聲輕嘆。最重要的是，這是場真正歌唱出來的《第9》，溫暖又昂揚的謳歌！」
接下來的兩週，即正式開始朱里尼作為音樂總監的第一個樂季。曲目包括一些他的招牌曲目，舒伯特的《第8交響曲》和《第9號交響曲》，德佛札克的《第9號交響曲》「新世界」，這幾首他不久前才都跟芝加哥交響樂團在DG錄下。
接下來的重頭戲是貝多芬的《第3號交響曲》「英雄」。朱里尼第一次指揮這首曲子是1963年2月，在義大利指揮佛羅倫斯五月音樂節管弦樂團，但他對結果很不滿意，指揮過這次後就把譜放在一旁，整整14年沒再碰過。重新研究過總譜後，他在1977年才再次在芝加哥指揮這首交響曲。
對洛杉磯愛樂的團員來說，這當然也不會只是另一次平凡無奇的《英雄》。朱里尼視這首交響曲為音樂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捩點，在古典與浪漫之間承先啟後。身處其職業生涯的初秋十分，朱里尼以他慣常較浪漫的手法切入，特別強調雕塑出長大、雄偉而莊嚴的樂句，同時保有節奏的律動。排練幾週後，他們於11月15日在聖荷西首次公開演出《英雄》，緊接著19日在丹佛，20日在亞歷桑納大學演出。旅程中他們還在拉斯維加斯停留，也是朱里尼首次造訪這座「萬惡之城」，樂團的公關部主任說：「那天對他來說可真開了眼界。」
這趟西岸之旅中，DG唱片公司的製作人Gunther Breest和幾位錄音工程師也跟著樂團一起移動，為即將到來的錄音作好準備。最後於11月24日在聖殿劇院（Shrine Auditorium）展開《英雄》的錄音工作。大師自己對錄音成果頗為滿意，並表示他會一直對這份錄音保有特殊的感情。
在《英雄交響曲》後，一如1977年4月時，Breest在芝加哥所答應的，大師和洛杉磯愛樂陸續完成了九份錄音，包括：貝多芬的第五和第六號交響曲、布拉姆斯的第一和第二號交響曲、與鋼琴家齊瑪曼合作的蕭邦鋼琴協奏曲、德布西的《海》、拉威爾的《鵝媽媽組曲》和《西班牙狂想與》、一張與多明哥合作的威爾第詠嘆調集、舒曼的第三號交響曲和《曼弗瑞德》序曲、柴可夫斯基的《第六號”悲愴”交響曲”》，以及1982年4月，朱里尼闊別多年後重返歌劇舞台的威爾第《法斯塔夫》全本現場錄音。
1979年5月在朱里尼的率領下，樂團東進展開一次12場音樂會的巡迴演奏，其中三場在卡內基音樂廳、一場在華盛頓的甘迺迪中心、一場在朱里尼曾心之所在的芝加哥。紐約的樂評對他們的評價有褒有貶，尤其是貝多芬的《英雄》和《合唱》交響曲。紐約時報的哈洛德 ‧ 荀伯格抱怨他們的演奏中缺少動能，甚至將《合唱》終樂章開頭的那片混沌比喻作「一碗玉米片」。雖然他也稱道朱里尼塑造出的光澤，但一如既往地喜歡雞蛋裡挑骨頭。關於開場的《艾格蒙》序曲，他寫道：「朱里尼先生堅持要將貝多芬富哲思的一面表現在外，使得作曲家野性的一面完全被忽略了。後面的《第9號交響曲》也是如此嗎？是的。」
在另一場廣受好評的拉威爾和德布西音樂會後，5月5日他們在卡內基音樂廳的最後一場曲目端出的是：莫札特《唐喬望尼》序曲、亨德密特《畫家馬諦斯》交響曲和貝多芬的《英雄》交響曲。紐約時報的Peter Davis提出和同事荀伯格不同的看法，他認為該場音樂會正是「（朱里尼）典型的精煉、帶著貴族氣息的音樂」，雖然對《英雄》也語帶保留，但仍讚賞「美妙的詩意，高貴，以及清楚的層次。雖然這不會是一般人每天希望聽到的《英雄》，但的確可聽出這是真正經過沉澱、深思熟慮的演繹。」
巧的是朱里尼和洛杉磯愛樂在卡內基廳三場演出的時間，正好和另兩組人馬的音樂會大約同時：分別是梅塔在紐約愛樂第一個樂季的最後幾場，以及蕭提和芝加哥交響的一場音樂會。洛杉磯時報的Alan Rich這幾場都去聽了，並趁此機會好好比較了一番：朱里尼和洛杉磯的組合在紐約的演出一票難求，賣座率超過蕭提和芝加哥。另外，「紐約愛樂在梅塔只注重華麗色彩的影響下，藝術性衰退的程度，正好就跟洛杉磯在朱里尼指揮下的提升程度一樣多。」他更進一步認為紐約樂評對朱里尼的保留來自於他們為梅塔守護的「戰線」。他寫道：「哈洛德 ‧ 荀伯格... 作為可以把梅塔那華而不實的音色當作威而鋼的最佳代言人，當然會覺得朱里尼的貝多芬太過乏味。」他還發現芝加哥交響在朱里尼才剛離開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弦樂的音色竟然就變得如此粗糙、生硬，就如同我聽到洛杉磯在朱里尼麾下不到一年內的進步程度那樣令我訝異。的確，正如芝加哥的團員私下跟我說的，他們還是非常想念朱里尼：在如何讓樂團正確的歌唱，甚至如何讓他們想歌唱，這方面沒有人比他的功力更深。」據他觀察，洛杉磯愛樂的這三場音樂會「達到不可思議的成就，在最後一晚深刻而完美的《英雄》中完美的結束，偶爾甚至令人覺得連呼吸都感到罪惡。」但他也不是完全沒有抱怨，他覺得木管部門的水準不若弦樂和銅管那樣整齊。
在華盛頓、哥倫布、俄亥俄州後，巡迴來到芝加哥，這個也曾讓朱里尼以之為家的地方。音樂會的這天，5月9日，剛好是朱里尼的65歲生日。大師總計只停留一天半，但行程滿滿：除了音樂會外，他還得參加兩攤私人宴會，以及到De Paul大學接受該校音樂院頒予榮譽博士地典禮。許多芝加哥交響樂團的團員也到場致意，並由Donald Peck（長笛）、Frank Miller（大提琴）和De Paul大學的鋼琴教授Dmitri Paperno演奏貝多芬的三重奏WoO 37。當天稍晚，由Gunther Breest和DG唱片公司其他幹部在Pick-Congress飯店一起為大師舉行慶生晚宴。
由於交響音樂廳已預定保留給蕭提排練貝多芬的《費岱里奧》，洛杉磯愛樂的演奏便被安排在羅斯福大學的大劇院禮堂。朱里尼不記得是否曾在這個地方演奏過，但對不錯的音響效果和悠久的歷史印象深刻 -- 大約70年前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也曾率大都會歌劇院在此演出。因為忙著排練《費岱里奧》，蕭提並未到場，但他表示很高興看到朱里尼在洛杉磯待得愉快。「南加州挺適合他的。那裡的天氣跟義大利不會差太多。如果今年冬天我在旅館裡被凍個三天，肯定會想到那兒去。不過，好天氣就讓給他擁抱吧，我有比較好的樂團。」
南加州蜿蜒蔓生的快速公路系統也讓對駕駛熱衷的大師可以好好發揮，問題是他還沒取得加州的駕照，而且一直不願意去考，直到Teresa Harth（樂團團員，首席Sidney Harth的太太）把他給說服。她說：「他有一台很棒的賓士，會親自幫愛車打亮、拋光，但就是沒親自掌握過方向盤，寧可坐在後座，讓司機載他到處去兜風。我說：『你那麼愛你的車，為什麼不自己開？』他說：『我不敢自己開，也沒勇氣去考駕照。』我說：『為什麼？你可以把一首馬勒交響曲背起來，卻背不了駕照筆試的答案？』」
Harth夫婦前幾年剛搬到加州時也考了三階段的駕照考試，剛好他們準備的書和資料都還留著。「於是他認真的讀了一陣子，然後順利通過考試。這總算改變了他的人生！從那之後他都自己開車，而且開得很高興。」小號首席Thomas Stevens說某天他開在洛杉磯高速公路上時，發現被一輛賓士超車，駕駛座上的人戴著大帽子、太陽眼鏡，批著圍巾，一看上去就像是指揮中的費里尼（Federico Fellini）。當然，那就是朱里尼大師。
在一個關於夏伊（Riccardo Chailly）的事件中，可看出弗萊許曼對朱里尼的尊重，讓他不僅能掌控一切關乎藝術的細項，還包括一些樂團財政和音樂上重大決策的定奪權力。當時只有27歲的夏伊（幾年後他成為阿姆斯特丹皇家大會堂管絃樂團的總監）被安排指揮1980年3月的幾場音樂會。原本的曲目中包括理查史特勞斯的《英雄的生涯》，並預計由London Records（DECCA唱片公司在美國的名字）錄製；該公司不久前才跟夏伊簽好錄音合同。但是，2月中唱片公司通知弗萊許曼，他們想改變計畫，讓夏伊錄下第一個《春之祭》的數位錄音。弗萊許曼被這突如其來的更動非常憤怒，但還是勉強同意了。
但他們很快就發現夏伊對這首節奏極端複雜，非常難指揮的曲子掌握不佳，排練進行得非常糟，弗萊許曼不得不加深擔憂。打給唱片公司高層抱怨之後，得到的答覆是：夏伊答應會整晚加倍努力地啃總譜。但很明顯的，面對這樣高難度的曲子，臨時抱佛腳很難有顯著的效果。根據弗萊許曼的回憶： 「第一場音樂會很糟，第二場也沒好多少，於是我決定跟朱里尼報告這件事。他非常擔心。那時Peter Diamond -- 我們的共同朋友，他曾擔任愛丁堡音樂節的藝術總監 -- 正好來找朱里尼。他一起去了星期六晚上的第三場音樂會，聽完後也被嚇到了，並把他所聽到的告訴大師，於是朱里尼決定要親自去聽星期日的第四場演出。果不其然，他也被嚇到了。我對他還算了解，看得出他非常沮喪，那天晚上夜不成眠。隔天中午我們三個一起吃午餐時再次討論起這件事。討論到一半，朱里尼便說：『我不能讓情況繼續這樣下去。我是這個樂團的總監，沒辦法坐視他們跟一位對於即將錄音的曲子毫不熟悉的指揮就這樣進錄音室。拜託你，去跟他們取消錄音計畫。』第一次的錄音就在那天下午的三點鐘，我們談到這裡時已經一點半了，唱片公司早已將錄音設備從歐洲送過來、借好UCLA的Royce Hall，僱好樂團、談好跟夏伊的合約，技術人員和製作人也都到了。但朱里尼非常堅持。當然，那也是我們跟London Records、跟夏伊合作的終點。但對那些說朱里尼只是傀儡，我才是操所有生殺大權的人來說，這件事是個最好的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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