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因貝格蒙難記

試譯自《Mieczysław Weinberg: In Search of Freedom》by David Fanning

1953年1月13日是魏因貝格的岳父米霍埃茲（Solomon Mikhoels）遭謀殺五週年的日子，而那天的幾篇新聞報導，使這個日期再次成了魏因貝格家另一段黑暗期的起始點：

〔魏因貝格第一任妻子娜塔莉亞（Nataliya Vovsi-Mikhoels）的回憶 〕

「俄通社的一篇報導中說，在一位名叫提馬舒克（Lidiya Timashuk）的醫師協助下，有一批被稱為『密謀醫師』的名單曝光。『榮任』頭號殺人犯的是我叔叔沃弗西（Miron Vovsi） ··· 還有我父親，一個『資產民族主義者暨美國猶太人聯合分配委員會要員』。俄通社說，我父親曾指示叔叔殺害哪些政府官員。報導刊出兩星期後， 我們家被徹底搜查了一天一夜，搜到最後家裡連一小張紙碎片也沒有。『妳們知道這是什麼嗎？』KGB的人語帶威脅地質問我和我妹妹，同時把列寧的《俄羅斯的猶太問題》抓到我們面前揮舞著。『什麼，連列寧的書都不行嗎？』我們吃驚地問。『這是民族主義的書！』他邊說邊把書沒收。對了，他們所謂的『危險』文件中甚至包括我七歲女兒的畫！他們終於離開的時候，家裡看起來簡直像剛經歷了一場屠殺。」

對魏因貝格來說，1953年初原本是個光明的開始。他的清唱劇《在我故鄉》剛首演，不到一週後的2月6日，《摩爾達維亞狂想曲》也在莫斯科的柴可夫斯基音樂廳由歐伊斯特拉赫獨奏首演。不過這一切都只不過是螺絲旋緊前的前奏曲。前述的後面那場音樂會結束後，魏因貝格在家裡招待客人，包括作曲家柴可夫斯基（Boris Chaykovsky）和佩耶科（Nikoly Peyko）兩對夫婦。

娜塔莉亞回憶道：

「那天晚上，魏因貝格從音樂會回來沒多久就被逮捕了。我的丈夫被帶走後，還有幾個KGB特務繼續留在屋子裡翻箱倒櫃，搜到隔天早上才離開。他們把他的房間封了起來，然後說如果他是清白的，48小時內就會被釋放。兩天後，我去KGB辦公室詢問狀況，他們要我兩週後再過去，因為還沒找到什麼證據。他們還說我一個月可以帶兩次100盧布過去給我丈夫，如果錢沒有退還給我，就表示他還活著。」

柴可夫斯基夫人的回憶有多一些細節：

「那些年裡，只要音樂會沒有太慘烈，結束後大家都會慶祝到半夜 ··· 我們到他們位於特沃斯基大道的寓所，坐在一起回味那場精彩的音樂會。突然響起一陣長按的門鈴聲。接著又是一陣，我們互相交換了眼色。娜塔莉亞去開門。走廊上很平靜。原來是兩個來逮捕魏因貝格的人，跟一個站在走廊上瞪大眼睛，看起來很害怕的年輕士兵。另外還有一位看門的女士來看著我們，確保沒有人逃走。他們有搜索令 ··· 就我記憶所及，米特克（魏因貝格）當時站著，穿著大衣，沒繫領帶和皮帶。他說：『親愛的朋友們！我沒作什麼壞事，請聽我說 ··· 』然後就被帶走了。那一小段事發經過，正是米特克終其一生的寫照 -- 儘管他易受傷害，還有某種程度的天真和怯弱，但在那種時刻，他還是勇敢的面對。」

然而，根據邁耶（Krzysztof Meyer）的回憶，那樣的勇氣還是有極限的：「魏因貝格跟我說，他在獄中一度考慮乾脆直接認罪，不論他們對他的指控是多麼愚蠢。因為他很怕被嚴刑逼供。」不難猜出這個發展對於已經失去親人的家庭意味著什麼：「誰會冒著失去自由的風險把我們牽連進去呢？」

在「反世界主義」運動達到最高峰的時候，沒有什麼指控是太荒謬的。針對魏因貝格的指控是在其創作面（他被捕時，《第一號小交響曲》被扣上猶太復國主義的帽子）和政治面（他為克里米亞猶太地區的籌建募資）。關於後者，唯一能沾得上一點邊的事實，是米霍埃茲在幾年前曾跟幾位蘇聯的猶太代表性人物討論過如何建立一個比西伯利亞自治區更理想的猶太自治區，而魏因貝格跟他們討論過一些文化方面的事宜。

此外，還有其他可能的原因，因為通常這類型的逮捕行動都起因於仇視受害者的人的毀謗。包羅定四重奏偉大的大提琴家柏林斯基（Valentin Berlinsky）當時就已熟識魏因貝格，他說：「嗯，﹝那次逮捕﹞是跟反猶太主義有關，但是也因為作曲家中有些人對他相當嫉妒，千方百計要把他作掉。」

至於魏因貝格自己，則認為或許和猶太反法斯西委員會及米霍埃茲有關，但更有可能的原因是他的家人與「密謀醫師」事件的成員有所牽連。他被捕時，問罪名是什麼。「調查員說：『猶太資產民族主義。 』我說：『我連一個意第緒字母都看不懂，家裡倒是有2000本波蘭文的書，你是不是應該改為「波蘭資產民族主義」？』他的回應是：『我們比你更了解！』」

令人不寒而慄的，是即使到了1994年，在回憶這些事時，魏因貝格還說最好別把這些內容寫下來出版，「因為任何事都有可能重蹈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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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士塔高維契以一己之力多次搭救朋友 -- 不只是他身邊的人 -- 的行動，是他深獲敬重和愛戴的原因之一。

「我記得是被捕一週後，蕭士塔高維契寫信給貝利亞（Lavrenty Berya，蘇聯內政部長），信中說魏因貝格是非常有才華，前途光明的新銳作曲家，對音樂以外的事都不怎麼了解，而他，蕭士塔高維契，願意為他擔保。另外他還提到魏因貝格的背有宿疾，那是事實。魏因貝格在4月25日回到家，史達林死後的一個半月。我們認為蕭士塔高維契的信給予了莫大幫助。」

很多魏因貝格的朋友都曉得蕭士塔高維契的這個動作，柏林斯基就是其中之一。「我知道蕭士塔高維契有為魏因貝格求情，而弗羅希洛夫（Klimet Voroshilov，當時蘇聯名義上的國家元首）很信任他，後來就是他下令釋放魏因貝格的。」

關於他在監獄裡的生活，魏因貝格回憶道：

「我被關在一間單人牢房裡，只能坐，不能躺。有時晚上會有很強的照明燈一直閃，完全沒辦法睡覺。在裡面沒什麼樂趣 ··· 大約是2月19日左右，審訊人突然神秘的跟我說：『你那些不中用的朋友們在替你關說啦。』我只把這件事記著，沒有多問什麼，因為我猜那可能是他們拿來刺激我的招術，萬一我不小心透露了誰的名字，他們就會馬上逮捕他！不過後來娜塔莉亞跟我說，她有親自跟阿托夫米安（Levon Atovmyan）··· 帶著一封信去盧比揚卡大樓，信中蕭士塔高維契以他的頭或他的名聲 -- 我不知道是哪一個 -- 發誓說我是一個正直的人，跟任何壞勾當都沾不上邊。所以關於『不中用的朋友們』，我的猜測是對的。」

魏因貝格將他該年後來寫的《寫給鋼琴的組曲》（作品54）題獻給阿托夫米安，作為報答。另外，那段期間，蕭士塔高維契的夫人妮娜．瓦札爾（Nina Varzar）曾建議他們擬好一份監護權委託書，這樣萬一娜塔莉亞和她的妹妹也被逮捕，魏因貝格的女兒維多莉亞才不用被送到孤兒院。魏因貝格獲釋後，那份文件便在兩家人的共同見證下正式燒毀。

史達林在1953年3月5日逝世，這件事是否促成魏因貝格的獲釋，我們只能事後推斷。他自己是過了一段時間後才知道的：「他坐在盧比揚卡裡，沒人跟他說史達林已經死了；幾個禮拜後他才發現KGB的人都突然對他變得友善許多。」4月4日，被指控的醫師們一一獲釋。最後一位走出監獄的沃弗西；根據娜塔莉亞的記錄，那天是4月14日。11天後，魏因貝格終被釋放。蕭士塔高維契4月27日寫給葛利克曼（Issak Glikman）的信中提到：「幾天前魏因貝格回家了，他拍電報跟我說的。」

魏因貝格的作曲家朋友弗利德（Grigory Frid）在他出獄那天去看他：

「他被剃了光頭，人也瘦了，不過除此之外，跟我在他作品成功首演那天晚上看到的他一樣 -- 寡言，帶著一絲恐懼的表情，一雙大手藏在外套的口袋裡，總是縮起身子，邊碎碎低語：『噢這樣啊··· 嗯··· 好吧。』」

然而，雖然魏因貝格被監禁的時間不算長，但從那之後，他就逐漸退隱趨往自己的內在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