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士塔高維契中提琴奏鳴曲

Shostakovich: Viola Sonata op.147

試譯自 《Shostakovich: A Life Remembered》by Elizabeth Wils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528~532

　　蕭士塔高維契的中提琴奏鳴曲可說是他的天鵝之歌，該曲完成約一個月後，他就在1975年8月9日告別人世了。跟《米開朗基羅組曲》一樣，蕭士塔高維契在這首最後的作品中以一種哲學式解脫的心境，超脫世俗的瑣碎和苦難。同時，此曲也可被視為這位親身歷經了這殘酷時代一切災難的偉人的安魂曲。          

 　　在他不順遂的一生中，總是盡力維持個人行為上的一致性，這使他在為健康問題所困擾時，都不曾停下工作的腳步。毫無疑問，當所有的辯論和爭執隨著時間消逝在霧中之後，我們能從他不屈不撓的精神和高度紀律的力量中所能得到的最大資產，還是他的音樂。        

　　最近Manashir Yakubov在一份檔案中發現了一份蕭士塔高維契的手稿，以低音譜號記著一些與中提琴奏鳴曲中雷同的素材，於是便有人提出這首奏鳴曲原本是寫給大提琴的假設。這並非空穴來風，根據有二。其一，如同Yabukov所指出的，中提琴奏鳴曲第三樂章尾聲有一處四度音的主題，是引用自理查史特勞斯的交響詩《唐吉軻德》，而該曲中的主人翁正是以獨奏大提琴呈現。另外，根據羅斯托波維奇的回憶，1974年五月，就在他要投奔自由的前一晚，他到蕭士塔高維契的寓所道別時，在那痛苦的時刻，作曲家特別交代他兩件重要的事。第一，如果以後他有機會錄製交響曲，「請從第四號開始錄！」至於第二件事就謎樣的多：「如果哪天你在國外收到一個匿名的包裹，不要丟掉；也許裡面有一首有趣的曲子。」        

　　直到多年後，羅斯托波維奇才知道這第二件事背後的謎底是什麼。很明顯的，蕭士塔高維契原本打算為這位亦生亦友的傑出音樂家寫一首大提琴奏鳴曲，但知道自己沒辦法跟流亡的大提琴家公開的聯絡，後來就把原本的計畫轉移到中提琴上。        

　　跟第十五號交響曲一樣，中提琴奏鳴曲也是一首作曲家檢視自己一生的哀歌式作品。除了引用自己以前的創作外，也用到不少其他作曲家的音樂片段，特別是貝多芬，而這些引用的段落幾乎都是經過大幅度的「變形」過後的，像是在慢板樂章Fig.73的前五小節，引用了第十四號交響曲的開頭--De Profundis，但原曲是由小提琴在高音域演奏，在這裡則移到低音域。夾在前後兩個慢板樂章的第二樂章 -- 一首諷刺性的詼諧曲，則完全取自他一部沒有完成的歌劇《賭徒》-- 1942年，蕭士塔高維契曾為該劇寫了約四十分鐘的音樂，但最終還是沒有完成。幾年後他曾把那些譜交給學生Galina Ustvolskaya，直到1974年才又從她那裏取回。       

　　他也從一首年輕時紀念他父親的雙鋼琴組曲中引用一段主題。首次出現是在第二樂章的Fig.48處，這個主題也成了後面樂章的主題。這段終曲不斷地出現附點節奏的八度，不只與他自己一首名為《悲歌》的送葬進行曲有關，明顯也和貝多芬的《月光奏鳴曲》有所關聯。       

　　這首中提琴奏鳴曲首次被演出是9月25日（作曲家的69歲生日）在他家裡的工作室裡，由Fyodor Druzhinin（貝多芬四重奏的中提琴手）拉中提琴，Miklahi Muntyran擔任鋼琴部份，聽眾都是一些特別挑選過的音樂家們。正式的首演則是一個禮拜後的10月1日，在列寧格勒的葛令卡廳。 以下是Fyodor Druzhinin對該曲創作過程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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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147的中提琴奏鳴曲是Dmitri Dmitriyevich最後一首完成的曲子。（他很討厭別人問他：「你最後一首寫完的是什麼曲子？」「你說這是什麼意思？最後一首？為什麼要這樣問呢，也許我還會再寫點別的什麼...」）

　　這也是我們長期友誼之間的最後一道橋。回想起來還滿戲劇性的，蕭士塔高維契在寫這曲子的時候已經知道自己快死了，他幾乎是邊寫邊倒數來日不多的日子的。        

　　死亡的主題在他所有的晚期作品中隨處可見，從第十四號交響曲開始，然後是第十五號交響曲、第十五號弦樂四重奏，米開朗基羅組曲，以及最後這首中提琴奏鳴曲。        

　　1975年7月1日的早上九點，電話鈴響，我聽到了那個熟悉、有點窸窣的聲音。「Fedya，我是Dmitri Dmitriyevich。」他總會先表明他是誰，雖然我也總是馬上就認得出那是他的聲音。「Fedya，你知道，我打算寫一首中提琴奏鳴曲。」我的心碰碰跳，因為我知道每次他說「打算」寫些什麼時，通常代表那首曲子已經成形，而且快寫完了。他從來不會提到還在腹中醞釀的作品。       

　　「我想徵詢你的意見，關於一些技巧上的問題。」然後他問起我的家人、我的健康等等。「你夏天時會出遠門嗎？」我向他保證，不論我人在哪裡，只要他有找，我可以馬上提著中提琴去拜訪他。      

　　「太好了，但現在我沒辦法見任何人。我在家裡，但待會就要過去醫院那邊了。等我一出院，我們馬上就可以見面。我會打電話給你，告訴你寫作的進度，也會從醫院寫信給你。」      

　　兩小時後，他又打來了：「我想問你，你們在中提琴上可以拉連續的平行四度嗎？我知道通常可以有平行的三度、六度和八度，但我現在要寫的是四度，而且要用滿快的速度拉。」然後他哼給我聽他想寫下的那段旋律。我鼓勵他儘管寫下他想寫的任何音符，所有中提琴家們都會克服困難來拉出那些四度的。接下來的幾天裡，我們又陸續透過電話討論了很多這類問題，也持續告訴我創作的進度。他對演奏家的體貼實在令人倍感窩心。不過他也抱怨起他的手：「你知道，我現在要動筆寫幾字或畫幾個音符都很吃力。我的手老是抖個不停，不聽使喚，得花很多時間。」但他腦中那驚人的創作力絲毫沒有受損。最終他還是只花了幾天就完成這部傑作。        

　　7月5日，蕭士塔高維契又打電話給我，「Fedya，或許你會想知道這首奏鳴曲的一點點內容？」他很少直接解釋過他作品裡的內涵，至少對我是如此。但有時他會點出一些提示，像是：「這段應該要有種神聖的感覺...」「這邊，四周的高牆全部傾塌在你身邊...」或者第十五號四重奏的第一樂章，「要演奏到能讓蒼蠅死在半空中，然後聽眾開始覺得無聊，就會想離開音樂廳。」     

　　「第一樂章是一則短篇故事，第二樂章是詼諧曲，而最後一個樂章是追念貝多芬的慢板；但別讓這個隱蔽了你的詮釋，這音樂是明亮、清晰的。」很明顯的，他想強調的是這曲子不是死氣沉沉的，不該被演奏得像送葬進行曲。「這首奏鳴曲大約半個小時長，所以應該佔音樂會的一個半場。你想找誰合作？」 聽到他這麼問，我才曉得原來他要我擔綱首演的任務。我說我最近都跟Mikhail Muntyan一起演奏，他馬上打斷：「噢，那太好了，我知道他，他是很棒的音樂家。」       

　　那天傍晚，換他太太Irina Antonovna打電話過來，說她先生想跟我說話。      

　　「Fedya，我已經克服一切困難，把第三樂章也寫好了。我已經把樂譜送到作曲家聯盟那邊去讓他們印出來，不然沒有人會看得懂我的草稿。一印好我就會把譜交給你。我現在要去醫院了，但床邊會有電話，所以我們還是可以講話。你有要出遠門嗎？」我說如果暫時不需要我的話，我會跟往常一樣前往Tarus度過夏天。      

　　「上帝與你同在，你當然得去。給我你的地址，我會寫信給你。然後大概兩星期後，我一出院我們就可以碰面了。」        

　　我在Tarus瘋狂的練琴，以確保琴技在首演時可以維持在頂峰狀態。        

　　幾天後，我果然收到蕭士塔高維契從醫院寄來的信，這多少緩和了我的恐懼。他在信中給了我他在醫院的電話。但當我照那號碼撥過去時，一直沒人接聽；然後我打給他太太，原來她人也在醫院，但因為蕭士塔高維契的狀況惡化得很厲害，所以被轉到比較特別的病房，而那裡沒有電話。我馬上動身前往莫斯科。        

　　樂譜印刷的進度慢得厲害，這讓蕭士塔高維契又沮喪又憤怒，雖然他也算習慣了這種延宕，但這種事總是不好受。又過幾天後，我才再次聯絡到Irina Antonovna，自己恢復冷靜了點。她說她先生的情況好些了，樂譜也剛印好了，所以我大概可以在8月6日拿到，到時他們會安排讓我到他們Nezhdanova街上的公寓去拿。

      當我終於拿到譜後，一打開扉頁，看到上面的題字後，整個人在原地呆站了半晌。上面寫著：「獻給Fyodor Serafimovich Druzhinin」。   

　　我三步併作兩步地衝回家，打電話給Misha Muntyan，他也立刻飛奔來我家，直接開始練習，直練到半夜。練畢後，我坐下來寫一封長信給蕭士塔高維契，表達我對他最深的感激以及對那首奏鳴曲的由衷讚賞，除了寫得驚人的好，我也向他確認沒有任何一個音符是中提琴沒辦法拉的。我也向他保證會盡快把曲子練好並演奏給他聽，而他如果認可我們的詮釋，最快我們就可以在9月25日，他生日的那天首演。        

　　那封信是在8月6日和7日的晚上寫的。8月9日蕭士塔高維契就在醫院過世了。